最高法院副院長陶凱元分享知識產權司法保護“中國道路”。

9月17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、二級大法官陶凱元在《法治中國說》第三季“大法官說”中表示，中國的知識產權司法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日益提升，正成為國際知識產權終端解決的優(yōu)選地。

新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應改革開放而生。陶凱元回顧說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，為了更好地利用外資，引進先進技術，加快經濟發(fā)展，改善人民生活。鄧小平同志提出：“要建立包括專利法在內的知識產權制度�！睆拇�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闊步走向新時代。

澎湃新聞（www.thepaper.cn）注意到，從1982年開始，新中國第一部商標法、專利法、著作權法、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先后頒布，15部知識產權行政法規(guī)相繼實施。

“中國還加入了世界范圍內絕大多數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�！碧談P元說，僅在專利法實施的當天，國家專利局就受理了來自國內外的專利申請共計3455件。

此后，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便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(fā)展機遇。陶凱元表示，2008年，《國家知識產權戰(zhàn)略綱要》發(fā)布，“發(fā)揮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主導作用”成為戰(zhàn)略重點之一。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“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”。十九大提出“強化知識產權創(chuàng)造、保護和運用”。2018年，中辦、國辦印發(fā)《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(chuàng)新若干問題的意見》，要求進一步提升知識產權領域司法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。

陶凱元認為，歷經40年發(fā)展，中國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主導作用成效凸顯，司法保護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，司法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日益提升。

“中國法院已成為世界范圍內審理案件數量最多、類型最廣的法院之一。”陶凱元透露，從案件數量來看，從1985年到2018年，人民法院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多達140余萬件，近五年來，年均增長速度超過25%。以2018年為例，法院審理的各類知識產權案件突破33萬件，收結案較2017年均上升了40%以上。

在案件類型上，不僅包括專利、商標、著作權等傳統(tǒng)知識產權案件，也包括在云計算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領域出現的新類型知識產權案件。

“我們不斷加強對訴訟證據、侵權賠償和技術事實查明制度的完善，審判的專業(yè)化程度不斷提升�！碧談P元表示，外國當事人自愿選擇中國作為訴訟地的案件也不斷增多，中國法院正日益成為國際知識產權終端解決的優(yōu)選地。

她舉例說，“喬丹”商標行政糾紛系列案明確了商標法上一系列重大的法律問題，依法保護了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。華為、蘋果、高通等國際知名企業(yè)也紛紛選擇中國法院進行訴訟。其中，三星與華為還在中國法院的主持下達成全球和解。

與此同時，越來越多的裁判規(guī)則為國際社會所借鑒。陶凱元指出，2018年當庭宣判的“迪奧爾商標行政案”，強調了遵守國際規(guī)則的重要性和國際條約的重要性，強化了行政程序正當性的要求。又如，騰訊和奇虎公司不正當競爭和壟斷糾紛案，在互聯(lián)網競爭前沿領域作出了積極的探索。

不止于此，有關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亦在不斷完善。比如，2014年，北京、廣州、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先后設立，開創(chuàng)了知識產權審判的專業(yè)化道路。2016年，知識產權民事、行政、刑事審判“三合一”在全國法院推行，提高了知識產權審判的整體效能。2017年以來，南京、蘇州等21個知識產權法庭先后設立，進一步優(yōu)化了審判管轄的布局。2019年，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設立，創(chuàng)新了技術類案件管理、受理和審判的機制。

此外，為確保知識產權標準的統(tǒng)一明確、切實可行，最高法還于2016年提出了“司法主導、嚴格保護、分類施策、比例協(xié)調”的基本司法政策。

“我們會按照‘嚴格保護’的要求加大對侵權的懲處�！碧談P元說，近年來，在北京、廣東、江蘇、上海一些知識產權案件比較多的地區(qū)，法院判賠的金額有了大幅的提升。同時，在立法規(guī)制上，繼商標法后，專利法、著作權法也都會規(guī)定相應的懲罰性賠償制度，“在法治的天空下，產權受保護，侵權有代價，犯罪必懲罰�！�

陶凱元也認為，中國與一些國際組織或者說部分國家的強保護相比，法律還有差距，理念還需更新，制度還需提升，要有全球的視野和國際的眼光，“希望這一系列問題，都在我們的強國戰(zhàn)略里面得到體現�！�